生孩子通常被形容为女人要过的生死关，可见其风险之大。事实也证明，这话一点都不假。据相关统计，我市去年分娩的近10万产妇中，属于高危孕产妇的就有两万多人，占比高达五分之一。如何最大限度降低死亡率，保障孕产妇的生命安全？在今年召开的市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秦晓兰等13名市人大代表联名呼吁，我市应尽快完善孕产妇急救体系，设立市危重症孕产妇急救中心。

高危孕产妇有多少？

去年全市有两万余高危孕产妇，一旦出意外分分钟都要命

心爱的宝宝就要出生，本应满怀期待和开心才是，准妈妈钟女士反而陷入了焦虑之中。在此前的产检中，医生说她贫血，胎位也有些不正，一定要多加小心。随着预产期一天天临近，钟女士悬着的心揪得更紧了。

钟女士家住惠城区芦洲镇，到市区坐车要两个小时。自己这种情况，担心乡镇医院应付不来，她想到市里的大医院生产。可打电话到市中心人民医院咨询，答复是早没床位了，预约都得排到一周以后。还好后来她打听到，新开的市第一妇幼保健院条件也很不错，并且顺利预约到了床位。

该院产科专家陈平说，钟女士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危险，好在发现得早，而且提前到医院待产。若等临盆时发现有异常再求救，那么偏远很难赶得及。

陈平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任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职称为副主任医师。1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他无数次亲手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产妇的生命。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三强调，怀孕生产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而且一出问题就是大事情，分分钟都是要命的。在过去，怀孕分娩是导致妇女死亡的主要因素。即使在医疗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此类死亡事件还是时有发生。

权威统计数据也证明，陈平所言并非危言耸听。据市卫生局统计，2012年全市分娩产妇共有99578人，其中高危孕产妇就有21136人，占比超过五分之一。临床症状大多表现为产后出血、高血压、胎盘异常、合并内科疾病等等。

秦晓兰现任市第一妇幼保健院院长，也是一名多年从事产科医学研究和实践的专家。据她介绍，医学上关于高危孕产妇的界定，包括十几种情形，而当今各种环境污染加剧，不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以及35岁以上高龄孕产妇增多，是高危孕产妇比例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

“怀孕分娩，我们其实都很怕出什么事情，之前也听说过有人因生小孩连命都没了。希望卫生部门能创造更好的条件，保护孕妇和孩子。”钟女士说。

转诊难不难？

大医院病人扎堆，接诊压力大，难有余力做外援

一方面，高危孕产妇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原有急救体系已不堪重负。

孕产妇一旦发生意外，就得马上进行抢救。基层医院受限于设备条件与技术水平，往往有心无力，只能尽快转移到条件更好的医疗机构，或者请求大医院派专家来会诊。这一过程中，涉及到资源调配、环节衔接、沟通协调和职责分担等诸多具体问题，由谁来统筹呢？

记者了解到，针对高危孕产妇的紧急抢救需求，我市卫生系统此前也有一些内部规定。比如对高危孕产妇实行镇街、县区和市直医院“三级转诊”制度，碰到这类病人，自己处理不了的，必须按规定及时请求支援，而指定的受理医院也必须全力配合。

市一级的高危孕产妇急救职责，一直由市中心人民医院承担。不过，作为科室众多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其产科所能分到的资源却非常有限：只有宝贵的15个床位，专业医生、护士的数量也吃紧。而另一方面，市中心人民医院由于名声响亮，经常病人扎堆，产科也不例外，难有余力做外援。

“这一情况我们也了解，但此前由于开设产科的市直医院总共只有市中心人民医院和市中医医院两家，实力又是市中心人民医院最强，所以舍此无他。”市卫生局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科负责人坦言，他们也时有接到关于高危孕产妇紧急转诊、到市中心人民医院接纳不了的反映，这时只能靠行政干预，另外安排医院。

这么一圈弯子绕下来，宝贵的抢救时间就耽误了。一些高危孕产妇干脆选择转往东莞、广州的医院。不过到外地就诊，病人家庭要承受更重的负担。

市卫生局公布，2012年全市高危孕产妇死亡两人，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二点八八。相比全省十万分之十一的平均数，这一比例还是较低的。

北京：孕产妇死亡率下降

今年1月31日,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局老年和妇幼卫生处了解到，2012年北京市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6.05/10万，明显低于2011年的9.09/10万，已达到“十二五”期间规划要求。

近几年，北京市出生人口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伴随北京新生儿分娩量逐年增加，高危孕产妇也呈增长趋势，比例高达15%～30%。北京市卫生系统挖掘潜力，保证孕产妇都能住院分娩。与此同时，通过提高产科门诊危重症孕产妇抢救能力，健全高危孕产妇转诊会诊网络，并与血液中心、急救中心等多方面合作，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供有力保障。（综 合）

如何完善急救体系？

市人大代表献良策：组建专家库、设立指挥中心、开通急救专线等

调任现职前，秦晓兰曾在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工作。长期身处条件较差的基层，她深感加强高危孕产妇急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1年4月，新建的市第一妇幼保健院正式开业，基础条件大大改观。秦晓兰觉得，解决高危孕产妇急救难题的时机差不多成熟了。此后，她利用各种机会多方游说，积极奔走，并将自己对这一问题调查研究的材料写成议案，提交到今年的市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秦晓兰指出，人命关天，何况还涉及那么多人命。国家的母婴保健法、卫生部的相关规章，对高危孕产妇的急救保障都有严格要求。而我市当前在高危孕产妇转诊救治网络建设方面，还亟待进一步完善。

代表们联名主张，我市应设立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具备相当规模的市级危重症孕产妇急救中心。而最适合该中心落户的地方，为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一是该院产科在全市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二是该院作为目前我市惟一的市级妇幼保健院，理应担当这一重任。据了解，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产科总床位设置166张，目前已开放107张。产科分成4个独立护理单元，还特别设有危重症孕产妇急救中心。

秦晓兰认为，完善我市高危孕产妇急救体系，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首先组建强大的专家库，并有机制保证紧急时这些专家能随叫随到；其次设立急救指挥中心办公室，统一负责沟通协调，发布指令；再次开通高危孕产妇急救专线，24小时有专人负责；最后，必须强化各医疗单位的责任，确保高危孕产妇转诊“绿色通道”畅通无阻。

哪些难题待破解？

急救体系显雏形，但面临专家出诊补助及抢救费用谁出两大难题

市人大代表的建议，市卫生行政部门给予了积极响应。

不久前，市卫生局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市高危孕产妇救治和转诊工作的通知》，明确把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列为市高危孕产妇急救定点单位，原设的市中心人民医院那个点也继续保留。

《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三级转诊制度。因延误或推诿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追究责任，严重的单位停业整顿，个人撤职开除。市卫生局还成立了市高危孕产妇救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卫生局副局长赖蓉任组长，以协调督促落实责任。

医疗专家小组也迅速组建起来，所抽调的17人，分别来自上述两家医院的产科、急诊科、内科、麻醉科等相关科室，都是拥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专家。

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已搭建好了。高危孕产妇无处安置的局面，将很快得到改善。但也还有两个难题，需要整合更多资源才能解决。一是专家出诊的工作补助。专家们本身工作就非常忙，这种应急出诊属于附加任务，而且时间紧责任重风险大，于情于理都应该有一定的补助，可是这笔钱该由谁出呢？

此外，高昂的抢救费用也是一大难题。高危孕产妇的抢救费用，少的数万元，多则数十万元。有些孕产妇家庭本就贫困，根本负担不起。记者了解到，市中心人民医院因此被拖欠了一大笔钱。

这两个问题，赖蓉也认为是高危孕产妇急救体系顺利运转，并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方面。但如何破解？卫生行政部门自身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靠财政支持，设立专项经费纳入预算；或者通过相关慈善组织，设立高危孕产妇公益救助基金。

本组文字（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罗孝宗

通讯员罗会江